I. 引言
自2018年1月1日起，在土耳其，无论是雇员或雇主的应收款及赔偿请求，还是复职请求，劳动争议当事人都须先申请调解，才能向法院起诉。如果法院认定当事人没有申请调解，就会以程序理由驳回诉讼，而不审查实体问题。因此，某项具体请求，尤其是复职请求，是否确实在调解中提出，是法院首先要判断的问题。法院会查阅调解申请表和调解最终记录。
宪法法院在2026年3月3日作出的第2022/82055号个人申请裁决中审查了这两份文件指向不同结论的案件。该裁决刊登于2026年9月21日《官方公报》。申请表上的复职选项没有勾选，但最终记录所列事项中以缩写形式出现了复职，相关金钱请求也同时载于两份文件。地区上诉法院依据未勾选的选项驳回了诉讼。宪法法院承认，诉前调解要求有法律依据和正当目的，但一致认定，该要求在本案中被过度形式化地适用，侵犯了《宪法》第36条保障的雇员诉诸法院的权利。
II. 调解申请与最终记录的实务
当事人可以提交书面申请、在调解办公室填写表格，或通过电子方式申请调解。办公室表格列出未付工资、加班费、离职补偿和复职等常见请求类型，供申请人勾选。程序结束时，调解员出具最终记录。根据第6325号《民事纠纷调解法》，该记录记载当事人未能达成协议；记录还应包含哪些其他内容，由当事人自行决定。实务中，其内容取决于到场一方的陈述。
最高上诉法院严格解释这些文件。对于2018年6月2日启用表格制度之前提出的申请，该院曾认为“劳动应收款”等概括表述涵盖所有此类请求。对之后的申请，如果最终记录没有写明哪些具体请求达成或未达成和解，就不能证明已经履行调解前置要求。因此，表格中如何勾选请求、记录中如何表述请求，可能决定法院是否审理该请求。
III. 案情
申请人是一名私人保安员，受雇于作为分包商的保安公司，后由该公司终止劳动合同。2020年2月18日，他在伊兹密尔调解办公室申请对分包商和主要雇主进行调解。复职选项未被勾选。但列明的请求包括未工作期间的工资和未予复职赔偿；根据土耳其法律，这两项是复职请求获得支持后的金钱后果。两名雇主均未参加2020年2月24日的首次会议，当天出具的最终记录载明，因对方缺席而未达成协议。表格的预印项目还包括海员伙食津贴（“g. adamı iaşe b.”）。申请人的律师在最终记录中按相同顺序重复表格项目，但相应位置写成“g. adamı işe iade b.”，其中含有表示复职的土耳其语词组“işe iade”。
伊兹密尔第11劳动法院认定解雇无效，命令复职，并确定了未予复职赔偿和最多四个月未工作期间的工资。主要雇主和分包商上诉后，伊兹密尔地区上诉法院第15民事庭撤销该判决，以未满足调解前置要求为由终局驳回诉讼。该庭认为，由于复职选项未被勾选，复职并未经过调解。该庭还将缩写条目读作表格中的海员项目（“g. adamı iaşe b.”），并指出申请人并非海员。
IV. 宪法法院的评估
宪法法院认为，程序性驳回使实体问题完全得不到审查，构成对诉诸法院权利的干预。该干预以第7036号《劳动法院法》第3条为法律依据，旨在更快、更经济地通过非诉方式解决劳动争议，具有正当目的。因此，本案的关键在于比例性。
宪法法院强调，法定义务仅限于申请调解，程序如何进行及如何结束由当事人决定。最终记录依据当事人的陈述编制；如果经签署的记录显示当事人未能就复职达成协议，就足以证明该请求已满足调解前置要求。宪法法院没有单独讨论地区法院对该条目的读法，而是将最终记录中的陈述视为申请人有意提出复职请求的表示。复职虽以缩写形式出现，却列在所提事项中；申请人还提出了未予复职赔偿和未工作期间工资请求。基于这些事实，宪法法院认为不能说复职被排除在调解之外。
宪法法院认为地区法院的解释过于严格，使申请人承受了与调解要求的目的不相称的沉重负担。法院命令重新审理，并将裁决送交伊兹密尔第11劳动法院，以转交地区上诉法院。法院认为重审已构成充分救济，因此驳回申请人的赔偿请求，并强调其认定并不预示复职诉讼本身的结果。
V. 总体评估
根据这项裁决，法院判断某项请求是否经过调解时，应结合申请表、最终记录及其中记载的请求整体阅读，而不能只依赖单一条目。裁决并不意味着所有调解文件中都没有记载的请求也可被视为经过调解。
实务影响较大，因为期限很短。根据第4857号《劳动法》第20条，劳动者须在收到解雇通知后一个月内申请调解。因此，在上诉阶段才因程序理由驳回诉讼，通常已来不及重新申请，请求也随之终结。代表劳动者的律师应勾选复职选项，并确保最终记录完整、无缩写地写明复职请求及相关金钱请求。雇主应注意，如其不出席，记录只会反映雇员的陈述。亲自或通过授权代表参加，是核对记录是否准确描述争议的唯一途径。提出未履行调解前置要求抗辩的一方，应以整份调解卷宗为依据，而非仅凭表格中的一个选项。
本译文仅供参考，可能与原文存在差异。
